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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议全面放开二胎

[日期:2013-03-01] 来源:  作者: [字体: ]

财新网】(记者 汪苏)近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列玉建言,应改革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城市与农村,一律允许生二胎。他认为,当前,中国生育率已经较低,“已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

朱列玉认为,中共中央在30年前倡导城市“一孩”之初,已富有远见地看到今后随形势变化调整政策的必要性。

他在建议中引用了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表述——“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他认为,目前,中国已成功实现了人口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转变。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发展条件的改变,现行生育政策逐渐成为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份建议书分析称,以一胎为主的生育政策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危机。

联合国的标准,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这说明,中国人口老龄化逐步加快,无论给家庭、还是国家都带来很大压力。

朱列玉表示,经过两代独生子女政策后,中国的家庭呈“四二一”结构,即四个老人,中间是一对小夫妻(第一代独生子女),下面是一个孩子(第二代独生子女)。当第二代独生子女结婚成家的时候,他们一个人面对6个老人,那么小两口就要面对12个老人。

“这对年轻的夫妇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对于国家来说,除了养老负担,还面临劳动力短缺、消费不足问题。”建议书如此指出。

同时,他还认为,当前中国生育政策实质上是反向歧视。当下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的群体是中产阶级。他们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都较高,职业较好,一旦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这些人将失去体面的工作和良好的生活,这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再者,他还指出,一胎政策还加剧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将来会造成很多问题。同时,现行生育政策也会导致传统文化伦理观和习俗的弱化甚至消亡、产生大量失独家庭、需要骨髓移植的患者出现治疗困难、“独生子女难教”等。

朱列玉表示,旨在收紧生育政策、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公开信》发表30多年后,中国人口增长过快问题早已得到缓和。相反,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上述弊端已经逐步显现。按《公开信》既有思路,适时调整生育政策已经势在必行。

附:关于调整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允许生二胎的建议(全文)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中央第一次以公开信的形式倡导“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此事件为标志,我国进一步收紧生育政策,将1970年代“最多两个”的政策转变为严格控制生育第二个孩子和独生子女政策。该公开信同时富有远见地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这30多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人口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转变。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在人口出生率或育龄妇女生育率较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形势下制定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和人口发展条件发生改变,计划生育政策逐渐成为制约人口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维持计划生育政策、保持当前低生育水平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计划生育政策要与时俱进。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中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了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帮助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可能导致的一系列问题。根据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由于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人口必然要受到生产资料的影响,人口的增殖是受到限制的,因此,人口的增长必须要有一个适当的限度。急剧的人口增长,必然会引起对于生产资料的某种程度上的争夺,这也是战争、饥荒产生的深层次原因。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往往是盛世乱世相继。盛世带来的往往是人口的大量增殖,而一旦发生天灾人祸,大量人口的生存问题就会凸显,此时就容易出现社会动荡,进入乱世。可以说,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特定时期下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良方。“计划”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意思是“制订行动的方案,以规划未来”。那么,计划生育从字面上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制定生育政策的时候,要未雨绸缪。在三十年前,计划生育意味着要少生,实行一胎政策。而在今天,计划生育则意味着要放开一胎政策,允许生二胎。

二、一胎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危机。

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这说明了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平均寿命的延长,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经过两代独生子女政策之后,我国的家庭结构出现一个漏斗型的状态,呈“四二一”结构,即四个老人,中间是一对小夫妻(第一代独生子女),下面是一个孩子(第二代独生子女)。当第二代独生子女结婚成家的时候,他们一个人面对6个老人,那么小两口就要面对12个老人。这对年轻的夫妇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国家的养老负担也在日益加重。《2011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显示,近半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养老金制度正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养老金缺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口老龄化。本质上,养老问题可以还原为劳动问题。因为只有投入劳动,才能创造价值和财富,国家也才能从中抽取税收用于社会运转,并补贴给养老。而要劳动多,社会就必须保持一定规模和水平的劳动年龄的人口,只有这样,创造财富的过程才不会中断。从这个角度看,一个家庭乃至社会,年轻的劳动人口越多,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越轻。假如中国继续实行计划生育的政策,随着劳动人口越来越少,老龄人口越来越多,我国现有养老体系有崩溃之虞,到时人们可能将老无所依。

三、一胎政策导致劳动力短缺、消费不足。

一胎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下降、年轻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放缓,我国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供应不足的现象。东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用工荒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有进一步蔓延到全国的趋势。劳动力的短缺,意味着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影响中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特别是制造行业的竞争力。

社会作为整体,人口决定消费,消费决定需求,需求决定生产,有生产才能提供就业。当前中国经济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不仅是人均消费能力不足,而且是消费者数量不足。有学者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减少了上亿消费人口,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孩子出生,到20岁之前一直是单纯的消费者,婴童经济所带动的一个庞大产业链,对于内需有明显的拉动作用。最重要的是,这种拉动作用是可持续的。二战后,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婴儿潮拉动了消费,提供了年轻劳动力,而迎来了几十年高消费、高增长的“黄金时代”。

四、一胎政策导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是118.06(男孩):100(女孩)。联合国设定的正常值为(103—107):100。换而言之,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严重失衡。这是因为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养儿防老”等思想影响下,人们更倾向于生男孩。当前,B超检测胎儿性别非常简单。许多人怀孕4个月后,通过B超鉴定胎儿性别,男胎保留,女胎引产。这导致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不平衡。根据我国的现行生育政策的规定,在农村,夫妻双方第一胎是女孩的话,可以生育第二胎,而第二胎往往成为育龄夫妇生男孩的唯一合法机会。这更加强化了育龄夫妇通过B超检测胎儿性别和有选择性的堕胎来避免生下女孩的动机,进一步造成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根据专家调查的数据,二胎政策生下的儿童中,男孩和女孩的比例高达143:100。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两千多万。有专家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到时,“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就会凸显。同龄适婚女性短缺,男性就会从低年龄女性中择偶,“老夫少妻”增多;挤压到一定程度,就要向别的地区发展,“城里哥找乡下妹”。婚姻挤压之痛不仅在于产生多少‘光棍’,更在于其后果主要由贫困人口承担。由于农村出生性别比失衡比城市严重,今后“剩男”将更加沉积于边远贫困地区。贫穷又无子嗣的男性剧增,可能会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危及婚姻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五、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质上是反向歧视。

当前,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比较好的群体是中产阶级。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大多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收入较高,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他们的职业较好,工作单位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等单位。但是一旦他们违反计划生育的规定,他们将失去体面的工作和良好的生活。因此,即使他们有生二胎的意愿,他们也不敢跨越高压线。而由于很多农村人口和流动人口违法成本相对较低,他们是大胆地生。这实质上是一种反向歧视。相对高素质的人群,即使有生二胎的意愿,即使能够给子女提供较为优良的生存环境与教育资源,却不能多生育。而其他的群体却可以多生育。长此下去,不利于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的提高。

六、一胎政策造成传统文化伦理观和习俗的弱化甚至消亡。

第一代独生子女由于没有兄弟姐妹,其亲属称谓中就少了兄弟姐妹,晚辈中就没了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第二代独生子女的亲属称谓中,又少了伯伯、叔叔、舅舅、姨妈……曾有过这样一则新闻报道:小学三年级的课本上有一道关于家庭称谓的结构图让孩子们填写,一些独生子女填不完整,回去问父亲:爸爸的哥哥叫什么?爸爸的弟弟叫什么?爸爸兄弟的子女叫什么?爸爸姐妹的子女叫什么?妈妈兄弟的子女又叫什么?独生子女语境中传统亲属称谓的缺失,使这个庞大群体面临着“六亲不认”的尴尬,同时,也会引起亲戚观念的淡漠。在中国传统社会,每个人在家族或家庭关系中的位置有长幼、高低、尊卑的区别。中国传统家庭中亲属称谓所表现的中心内容,更多的是一种家庭等级关系,因此,通常有长幼、尊卑、亲疏之别。一旦亲属称谓出现断裂残缺,传统的文化伦理观必将弱化,传统的家庭伦理秩序必然受到冲击。中国各地民俗丰富,多姿多彩。一年中,春节、元宵节、清明、端午、中秋、七夕、重阳、腊八、除夕等节日,甚至大部分节气都各有一套相对应的民俗程序,而这些民俗活动往往需要阖家老小一起参与,人多才热闹。如今,随着家庭成员的单一化,这些民俗活动似乎也越来越冷清,甚至可能会慢慢消失。

七、一胎政策导致大量失独家庭的产生。

一些家庭,由于疾病或灾祸使父母失去了独生子女,人们把这样的家庭称为失独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因为总有一定的风险比例,让这些家庭中的一部分将来成为失独家庭。失独家庭的产生是一胎政策下产生的一种现象。有媒体报道,这样的家庭达上百万之巨。人口学的专家估算,计划生育的政策不变,未来可能会有数百万的失独家庭。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大都在50岁上下,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自身年龄偏大,再生育机会渺茫;越逢亲人团聚的节假日越伤感,只好躲亲避友;年老体衰,卧榻之侧没有子女照料……对于失独家庭来说,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孩子,同时失去的是生活的依靠,失去的是精神的寄托,失去的是最基本的赡养保障。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的加速,失独现象必将会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八、一胎政策导致治疗一些需要骨髓移植的疾病的困难。

骨髓移植是指将他人骨髓移植病人的体内,使其生长繁殖,重建免疫和造血的一种治疗方法。骨髓移植已成为许多疾病的唯一治疗方法,除了可以根治白血病以外,还能治疗其它血液病,如再生障碍性贫血、地中海贫血、遗传性红细胞异常症、血浆细胞异常症等以及淋病系统恶性肿瘤、遗传性免疫缺陷症、重症放射病等许多不治之症。骨髓移植分为自体骨髓移植和异体骨髓移植。自体骨髓移植易复发,在临床上较少采用。目前骨髓移植还是首选异体的骨髓进行移植。而在异体骨髓移植中,选择适合的供体时,首选是兄弟姐妹。独生子女,一旦患有需要骨髓移植才能根治的疾病,有可能面临找不到合适的骨髓配型的困境,其疾病将得不到根治。

九、实行二胎政策,有利于下一代的教育和成长。

俗话说:“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独生子女特殊的家庭成长环境,全家的重心和希望都寄托在这唯一的孩子身上。因此,独生子女容易患上唯我独尊、礼让意识淡薄、生活能力低下等“独生子女病”。而实行二胎政策,更有利于下一代的教育成长。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亚于学校教育。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可以充分发挥家庭、特别是兄弟姐妹间的的教育影响作用,更有利于孩子优良品质的养成,尤其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关爱、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意识。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学校与父母对孩子过度保护的现象也不会那么常见,如孩子上学,可能不再需要父母接送,而是兄弟姐妹之间结伴而行。这样孩子可以更加自由健康地成长。

十、建议: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一律允许生二胎。

《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表已过去30多年,我国的人口增长问题已经得到缓和。相反,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一些弊端已经开始显现(如前所述)。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的生育水平已经较低,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已经到了调整计划生育具体政策的时候。因此,本代表在此建议: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不分地域、不分民族、不分城市与农村,一律允许生二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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